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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風暴下廣東小鎮的痛與變東莞市麻涌鎮曾因嚴重化工污染被稱為“臭泥塘”,經過環境整治,轉型為“珠三角最美水鄉”

2018-12-11 來源:新京報

2018-12-11 來源: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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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境整治前,麻涌鎮華陽湖周邊建滿了禽畜養殖場,而且水污染嚴重,魚類大量死亡,嚴重時,清污船都開不進湖。

 

環境整治後,華陽湖已成為國家濕地公園,年均接待遊客300萬人。A08-A09版供圖/麻涌鎮政府

  站在麻涌華陽湖邊,51歲的麻涌鎮副書記陳文龍總會想起18年前初來此地的景象。

  泥塘邊雞棚、豬窩交織,垃圾成山,刺鼻的氣味鑽入鼻腔。他沒走上幾步,鞋上的黑泥外,又覆上濕漉漉的爛泥。幾位路人掩面,快速從他身邊跑過。年少時陳文龍對生活和工作的熱情,都破碎在腳下的泥濘裏。

  東莞麻涌鎮,立村于宋。因縱橫交錯、密密麻麻的河涌而得名。發達的水系本是優勢,但隨著工業化加速,污染也隨之而來。近年來,麻涌經歷了環保風暴下的陣痛與巨變。黑臭水蛻變為國家濕地公園,經濟效益翻番。因優美的自然環境,成為廣州後花園。

  “如今我們環境準入門檻很高,企業來投資,錢可以留下,污染,絕不可以。”陳文龍説。麻涌樣本,已成為我國環保與經濟發展共生的縮影。

  “龍須溝”變最美水鄉

  “南方的臘月天氣,太陽分外溫柔,分外美麗。清晨,東涌村好像穿上一件多彩的新衣,金色的陽光,翠綠的蕉林,銀光閃閃的河水,都是色彩鮮明、饒有生趣。”在長篇小説《香飄四季》中,著名作家陳殘雲如此描述麻涌。

  上世紀50年代,陳殘雲到東莞麻涌體驗生活。他光著腳板走遍了河道交織的村落,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收集了大量素材,創作出這部在嶺南地區家喻戶曉的作品。他書中描述的麻涌,是一個魚米水鄉。

  2000年初,麻涌在工業化的浪潮下迅速轉型。由於公路交通不發達,落地麻涌的多是化工、印染、電鍍、皮革等污染企業。當時在麻涌境內的華陽湖周邊,分佈著漂染、電鍍等100余家污染企業。河道淤塞、發黑髮臭,已無水鄉蹤影。嚴重時,清污船都開不進去。

  “龍須溝”、“臭泥塘”成了麻涌的代名詞。

  2013年,麻涌鎮政府決心整治環境。借勢東莞提出“水鄉特色發展經濟區”的戰略部署,麻涌逐步關停了112家污染企業,累計清拆非法禽畜養殖場223個,共16.5萬平方米。

  為整治河道,麻涌以華陽湖為中心,對150萬立方米的河涌清淤疏浚,整治河灘新造農地500多畝,建成了22公里獨具嶺南特色的水上綠道。

  如今,華陽湖水質從劣5類恢復到3至4類,當地空氣優良天數從2013年52.3%提升至2017年88.6%。華陽湖已成為國家濕地公園,年均接待遊客300萬人次。

  當年的東莞“龍須溝”蛻變為“珠三角最美水鄉”。

  環境好了,土地也在升值。華陽湖濕地公園西側的印象水鄉項目共116.41畝地,此前租給工廠,租金每月每平方米0.8元,如今租給商鋪,月租提到了8元,翻了10倍。麻三村臨湖一塊32畝的土地,租金從原來每月每平方米1元漲到45.5元,每年為麻三村帶來1223萬元的租金收益。

  陳文龍給出的一組經濟數據更直觀地展現了“關停污染企業改善環境”後的效果:2017年,全鎮生産總值為220億元,比2013年增長了50%;稅收總額為40.5億元,比2013年增長了53%。

  轉型並非順利,短期內經濟有所下滑,不過麻涌下決心,不能要黑色的GDP。陳文龍説,由於轉型早,近兩年中央環保督察不斷深入,麻涌的環保壓力不像其他地方那麼大。“總歸都是要爬到山頂的,一開始爬的時候比較早,到最後就會比那些一開始鬆懈的人輕鬆許多。”他説。

  轉型期的陣痛

  距麻涌40公里左右的廣州增城區新塘鎮,也曾經歷過麻涌轉型的陣痛。

  關於新塘鎮的一種説法是,全球每銷售3條牛仔褲,就有1條來自新塘,牛仔服裝是當地三大支柱産業之一。統計顯示,在牛仔服裝産業發展的高峰時期,新塘鎮每年規模以上工業總産值能達到480億元左右,貢獻了增城區近三分之一的GDP。

  但牛仔服的水洗漂染過程,帶來大量污染。“家裏全是黑毛絮,臭氣熏天,都不敢開窗。”家住新塘環保工業園對面的吳彩雲2009年搬過來,為了解決工業園影響周邊的問題,吳彩雲多次向環保部門投訴。

  問題在今年得以解決。

  新塘鎮常務副鎮長羅明回憶,服裝加工廠多的時候,村村點火,戶戶冒煙。後來由於村民對水污染意見大,就集中把印染和水洗廠搬至環保工業園。

  2016年12月中央環保督察期間,新塘環保工業園被投訴了30余次。督察組交辦問題後,工業園整治被列為全區“1號工程”。經過梳理,園區內共有洗水和漂染企業68家、油庫企業8家,總計76家,涉及經營主體289個,近4萬名工人。

  關停分為“三步走”,其中,為降低環保整治給企業帶來的經濟損失,讓企業做完最後一批訂單後,最後也是最大的一批53家企業,放在了第三步。春節前給工人結清工資後,也正式關停。

  新塘鎮鎮長潘國坦言,從短期影響看,關停76家企業,直接導致新塘鎮規模以上工業産值減少了30.59億元。

  增城區發改局總經濟師朱建輝認為,新塘鎮牛仔服裝産業的高峰期在2011年,之後工業産值逐年下滑。今年規模以上工業産值下降到116億元,只有當年的四分之一。據他分析,産值下降很大程度因為市場,“牛仔服裝屬於低端産業,近年人工和土地成本上升,利潤不斷下降,工業園本身也在進行自我淘汰”。環境整治就像是“催化劑”,加速了工業園自我淘汰的過程。

  “短期內,轉型必定帶來陣痛。”潘國説。污染企業關停後,騰出的舊廠房正在招商,目前已落地兩個孵化器。

  “病與藥”之爭

  麻涌、新塘的“陣痛”與“轉型”,實則是新時期環保與發展協調共生的一個縮影。

  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是否相互影響、“不可兼得”,多年來爭執不斷。兩者的關係,在每個時期展現出不同的特點。

  有分析認為,起初,為了經濟發展,各地欠下了不少“環境債”。人們認為,兩者必然對立,環境污染被看作是謀求高速經濟發展的必然成本。換言之,經濟發展必然犧牲環境。等經濟發展起來了再來治理環境問題,又興起“必然影響經濟”的論調。

  發展經濟與保護環境,一直被業界稱為“病”與“藥”的關係之爭。

  2017年發生的舍弗勒事件,是近年來“發展與環保”之爭的一個典型案例。

  舍弗勒投資(中國)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汽車零部件生産的大型德企,2017年9月14日,該公司向上海經信委及浦東新區等發函求助,稱其原材料供應商上海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因環保問題將被關停,公司面臨供貸危機,並稱此問題將導致49家車企、200多款汽車或因此停産3個月,將造成3000億元的産值損失,還稱“局勢十萬火急,懇請給予3個月緩衝期”。由此,關於“環保衝擊實體經濟”的質疑和擔憂之聲,再度泛起。

  最後調查發現,界龍金屬拉絲有限公司未辦理環評審批手續,長期存在大氣和廢水超標排放問題,且不符合浦東新區産業定位,早在2016年12月就被列入違法違規建設項目“淘汰關閉類”名單,明確于2017年9月底前實施關閉。

  有專家認為,舍弗勒發函求助的真實目的,就是要借輿論向相關部門和地方施壓,誇大環保影響經濟的事實,給環保事業和整個社會造成了極大的負面影響。

  2015年以來颳起的中央環保督察風暴,也讓一些人選擇性地放大督察對經濟的影響,甚至將經濟下滑的“鍋”直接甩給環保督察。

  今年10月中旬,中央環保督察組向寧夏反饋中央環保督察“回頭看”意見時指出,自2017年9月起,自治區經信委分析工業經濟運作情況時,多次將醫藥行業增加值下降歸結為“受環境保護督察影響”。2018年6月15日,自治區經信委在自治區政府第10次常務會議上再次彙報指出:全區因環境保護整治停産、限産企業106戶,影響全區增速4個百分點。督察組在通報中措辭嚴厲:自治區經信委承擔研究擬訂全區新型工業化發展戰略和政策、推動産業結構優化升級等職能職責,卻將環保整治視作全區經濟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將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對立,重發展輕保護的思想嚴重,特別是通過環保“背鍋”,試圖推脫自身責任、干擾政府決策,影響十分惡劣。

  2017年10月,環保部部長李幹傑回應“生態環境目標與經濟發展目標間是否有矛盾”時表示,加強環境保護,會對企業産生局部的、微觀的影響,但從長遠看、從宏觀看、從大局看,加強環境保護、推動綠色發展,加強生態文明建設與發展經濟是正相關的。加強環境保護既要打攻堅戰,又要打持久戰。

  “一刀切”的鍋

  事實上,“環保影響經濟”的觀點,一部分也來自地方政府“一刀切”的懶政。

  今年11月,中央環保督察組連續通報了多起治污“一刀切”的案例。其中,陜西寶雞為應對國家監督檢查工作,一些縣區對剛剛排查列入“散亂污”清單的企業,全部實施停産整治,並對部分企業強行拉閘斷電。特別是8月20日督察組進駐後,當地一些縣區為“避免不必要的麻煩”,集中切斷有關企業的供水、供電,至9月14日,全市排查列入“散亂污”清單的企業基本處於停産狀態,其他一些企業也因殃及而被迫停産。

  2017年底,國家環境保護督察辦公室副主任劉長根曾表示,個別地方擔心督察問責,不分青紅皂白,採取緊急停産、停業等簡單粗暴“一刀切”的方式應對督察,給群眾生産生活帶來不便,這是對中央環保督察的“高級黑”。

  對於“一刀切”,生態環境部曾多次發聲明令禁止。今年3月,生態環境部部長李幹傑表示,中央環保督察決不允許“一刀切”,若發現將嚴厲嚴肅地追責問責。對於平常不作為、到時候又亂作為的情況,要堅決遏制。

  今年6月,生態環境部制定出臺《禁止環保“一刀切”工作意見》。8月30日,該部印發《關於進一步深化生態環境領域“放管服”改革推動經濟高品質發展的指導意見》,其中,對環保督察執法方面如何避免“一刀切”再次提出要求。意見指出,各地在生態環境保護督察執法中,嚴格禁止“一律關停”“先停再説”等敷衍應對做法,堅決避免以生態環境保護為藉口緊急停工停業停産等簡單粗暴行為。

  隨後,河北、甘肅、河南等省份,紛紛出臺省級嚴禁環保“一刀切”的專門文件。

  今年10月底的全國生態環境系統改革工作座談會上,李幹傑再次強調,嚴格禁止“一刀切”、保護合法合規企業權益。生態環境部將出臺一個更加詳盡的堅決禁止環保“一刀切”的文件,組織兩個環保“一刀切”專項檢查,並查處通報一些典型案例,發揮警示作用。

  “環保‘一刀切’是環境與經濟雙輸的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一位經濟學專家表示,凡此種種“一刀切”行為,是懶政、惰政、怠政、庸政的表現,既給人民群眾生産生活帶來不便,也違背了生態環境保護工作的初心,還損害了黨和政府形象,“切”掉了、透支了政府自身的形象和公信力。

  在一些地方,“環境好了,發展也好了”。

  “幾十年不聯繫的親戚,都回來了。”站在麻涌華陽湖邊,陳文龍笑著説。

  在外打拼20年的林沛春2015年回到家鄉麻涌,開了個特色美食店。“環境好了,遊客多了,生意忙不過來。”她説,老家發展很快,環境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都願意回來。

  對話

  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吳舜澤

  “轉型會有陣痛 要有戰略定力”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環保要求加嚴,就會影響經濟發展”的觀點?

  吳舜澤:分析來看,一是經濟下行找背鍋俠,或者錯誤找原因,推卸責任,這個影響最大,可能誤導出臺錯誤政策;二是利益相關者的反彈或者綁架輿論;三是對依法常態化監管不適應,把過去的“寬、松、軟”當做正當的;四是一些地方和行業簡單粗暴、擴大化確實有影響,給企業正常經營造成了影響;五是炒預期,一些金融從業者特別是一些期貨從業者往往把環保政策作為拉動商品價格變化的“賣點”。

  新京報:環保執法常態化下,經濟究竟會受到哪些影響?

  吳舜澤:必須承認,越是粗放的發展,越是違法嚴重的企業,在依法常態化監管下,受的影響就大,反之亦然。必須承認,污染防治攻堅戰不可能不對黑色增長、偷排漏排的企業經濟效益造成影響,但這是局部的、個體的、短期的。要理解過去那種企業偷排賺取利益、生態環境受災、百姓受害、政府買單修復環境的惡性迴圈,不是發展的本質特徵。

  近年來,生態文明建設逐步全面融入經濟、社會、政治、文化等各方面,但一些地方還存在説起來與做起來、發展和保護“兩張皮”的現象,“舍弗勒事件”“環境督察執法影響經濟增長”等事件和聲音時有發生,在一定程度上説明瞭環境與經濟關係還未實現從被動到主動、從倒逼到內化、從外挂到融入的根本轉變。

  新京報:為什麼會出現環保政策“一刀切”現象?

  吳舜澤:“一刀切”一種是地方政府平時不作為、管理沒到位,為了迎接檢查,突擊關了一些企業,企圖掩蓋問題,是亂作為。究其根本,還是停留在把環境保護當作可有可無的過去式。

  另一種是地方對於標準、政策等了解有限,基層管理人員水準有待提高,為了所謂公平就全部關掉,不考慮環境績效導向。分析來看,地方工作力量配置和目前任務要求之間存在較大的差距,事太多、工作節奏太快,沒有時間思考怎麼分類推進,有時也缺乏精準施策的能力和水準,這也是客觀實情。

  還有一種現象叫以停代治,先停再説,一律關停,主要是考慮自己烏紗帽因素較多,強調政治正確,強調自己決心大、調門高。這種情況是不少地方領導實施一刀切決策的主要驅動力。最近我們發現,一些地方搭環保便車解決其他問題的現象也時有發生,容易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執法擴大化和“一刀切”現象。

  新京報:這種“一刀切”對經濟發展有何影響?

  吳舜澤:“一刀切”影響經濟發展的聲音,反映了對個別地方政府行政方式粗暴的極端不滿,需要引起重視。目前這方面的情況大幅度減少,但影響惡劣。特別是疊加了經濟下行、“資管”新規等多重影響的小企業極易成為“先停後治”等“一刀切”的對象,需要對小企業特別關注,避免個別地方簡單粗暴行為放大環境管理的負面影響。

  新京報:長遠來看,環保以及執法常態化,將如何促進經濟發展?

  吳舜澤:環保是促進中國經濟換擋升級非常重要的動力,會帶來企業競爭力正向效益的提高。只要依法常態化監管,只要提前有序發佈環境要求,就會産生傳導效應,避免劣幣驅逐良幣。這實際上是對加強技術進步和內部管理的高品質發展企業最大的支援。正如日本每一次能源方面革新都與世界能源危機緊密相連一樣,環保標準的逐步提高也能倒逼地方由高速向高品質轉向。這一轉型會有陣痛,要有戰略定力。  新京報記者 鄧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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