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生態環境部發佈《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23—2030年)》(以下簡稱《行動計劃》)。《行動計劃》是對2010年《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的更新修編,調整明晰了我國新時期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戰略部署、優先領域和優先行動,立意高遠、定位準確、內容全面,是我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主席國,持續推動“昆明—蒙特利爾全球生物多樣性框架”(以下簡稱“昆蒙框架”)落實的切實行動,也是奮力實現美麗中國建設目標、打造生物多樣性協同治理中國方案的行動指引。
一、承前啟後,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挑戰
作為最早簽署和批准《生物多樣性公約》的國家之一,中國高度重視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並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生態文明建設全過程。2010年,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戰略與行動計劃(2011—2030年)》,劃定了35個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提出10個優先領域和30個優先行動。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在政策法規、就地保護、遷地保護、生態保護修復、監督執法、國際履約合作等方面取得積極進展,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生物多樣性保護之路,為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挑戰作出了貢獻。2021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明確了新時期進一步加強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新目標、新任務。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明確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提出了提升生態系統多樣性、穩定性、持續性的戰略任務。
需要正視的是,隨著全球自然生態系統退化加劇,生物多樣性面臨著眾多威脅,喪失趨勢尚未得到遏制和扭轉,敦促世界各國正視現實、謀劃務實、凝聚力量,重新修復人類與自然的關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生態文明建設取得的一系列重要成果,與“昆蒙框架”願景目標展現出高度的一致性,為應對全球生物多樣性挑戰、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貢獻了中國方案。生物多樣性保護進入新的歷史時期,《行動計劃》統籌考慮了國際生物多樣性現狀和中國生物多樣性國情,推動形成生物多樣性治理新格局。
二、高瞻遠矚,引領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
COP15期間,中國出色履行了主席國職責,主導了“昆蒙框架”這一歷史性成果的達成,同時審議通過了關於監測框架、規劃監測報告和審查機制、資源調動、能力建設與發展、科學技術合作、遺傳資源數字序列資訊(DSI)的決定等6個所有文件,對“昆蒙框架”執行所需的機制、技術、資金、能力等做出了具體安排。
《行動計劃》突出了中國的全球生物多樣性貢獻,如COP15第一階段會議期間宣佈率先出資15億元人民幣,成立昆明生物多樣性基金,發起建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聯盟,成立“一帶一路”綠色發展國際研究院,與40多個國家在生物多樣性保護、氣候變化治理與綠色轉型等方面成為合作夥伴,在“南南合作”框架下支援全球80多個國家保護生物多樣性,面向亞非拉發展中國家連續舉辦野生動植物保護管理和履約能力培訓班等。
《行動計劃》是中國對“昆蒙框架”目標願景的率先回應,調整部署了新時期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在對標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公約》提出的保護、可持續利用、惠益共用三大目標的同時,順應高品質發展需求,著力於國家生物多樣性治理水準的全面提升,更加注重生物多樣性與降碳、減污、擴綠、增長的協同治理,更加注重生物多樣性友好型經營活動和內生動力的激發,更加注重對人類與生態系統健康福祉的保障,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的期待和優質生態産品服務的需求,樹立共建地球生命共同體的引領示範。
三、謀劃全局,部署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領域與行動
《行動計劃》落實系列重大決策部署,明確提出了全國今後一段時期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工作部署和優先領域,突出系統謀劃、目標明確、重點突出、分步推進,提出了到2030年中國生物多樣性保護較為細化的具體目標,例如持續推進生物多樣性保護優先區域和國家戰略區域的生物多樣性本底調查與評估,對標“昆蒙框架”的“中國30×30目標”(即:至少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退化生態系統得到有效恢復,至少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區域得到有效保護和管理)等等。同時提出了到2035年保護能力全面完善、保護格局統一有序、生態系統碳匯能力穩固提升等中長期目標,展望到2050年建成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麗中國、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願景目標。
從要素領域看,《行動計劃》涉及社會行動體系(生物多樣性主流化)、生態安全底線(應對生物多樣性喪失威脅)、長遠發展福祉(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與惠益分享)、基礎支撐條件(生物多樣性治理能力現代化)四大優先領域,符合《生物多樣性公約》目標和“昆蒙框架”行動方向,著眼于全球發展需求,呼應人民群眾期盼;從行動部署看,《行動計劃》提出了27項優先行動,體現三大趨勢:
一是持續推動生物多樣性治理行動以實現新目標。例如,生態保護空間格局構建、陸地和內陸水域以及沿海海洋等退化生態系統恢復、就地保護及遷地保護建設、外來入侵物種監測預警等是我國長期持續開展的行動任務,此次對標“昆蒙框架”和《意見》重新部署了行動目標,明確到2030年全國至少30%的陸地、內陸水域、沿海和海洋區域得到有效保護和管理,已知或潛在外來入侵物種的引入和定殖率至少降低50%。
二是著重細化了新行動內容以應對新的社會挑戰。《行動計劃》著重細化了可持續生産、可持續消費等社會變革性任務,提出了利用遺傳資源和DSI及相關傳統知識、生物多樣性智慧治理等任務要求,關注了基因編輯、合成生物學等新興生物技術産品的環境釋放風險和新污染物環境風險,強調要制定生物多樣性調查監測、生物資源開發和可持續利用、生物安全管理、城市生物多樣性保護等重點領域的實施方案,應對新時期的社會發展需求。
三是突出了地球生命共同體和人類福祉的生物多樣性貢獻。《行動計劃》更加關注協同治理的措施和手段,突出氣候風險管理、城市生物多樣性、生態産品價值實現、生態系統穩碳增匯等關乎全球生態品質和人類發展的重要議題,促進基於自然的解決方案(NbS)和基於生態系統的方法(EbA)等技術應用,以期推動治理措施、生産生活方式、産業發展向生物多樣性友好型轉變,增進人類福祉。
配合優先行動,《行動計劃》系統性提出了75項優先項目,引導各地謀劃相關重大工程項目的實施落地。
《行動計劃》優先領域設定的邏輯思路圖
從實施主體看,《行動計劃》涉及到政府、企業、社會公眾、科研機構等多方力量,力爭充分調動社會各界參與生物多樣性保護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全民共建、成果共用,形成人人參與、人人共用的良好社會氛圍。
突出各級政府改革創新的主導作用。鼓勵各地因地制宜出臺相應的生物多樣性保護地方性法規政策,制定更新本地區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及工程實施方案,建立健全生物多樣性保護統籌協調機制,具體實施生物多樣性保護和治理工作。
突出企業的生物多樣性保護主體責任。將生物多樣性相關資訊納入環境資訊依法披露及監督管理,推動建立生物多樣性可持續利用及生物多樣性友好型企業組織管理流程和認證體系,鼓勵推動金融機構將生物多樣性納入項目投融資決策。
突出公民廣泛參與的社會渠道。提出發展生物多樣性公民科學,培育生物多樣性友好型消費和生活方式,搭建以智慧手機和網際網路為主要手段的全民參與監督平臺,創新發掘適宜不同人群參與的生物多樣性保護活動。
四、推動落實,助推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實現
生物多樣性能夠在環境品質、生態安全、調節氣候、發展能力、生活方式、制度建設等多個方面支援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與美麗中國建設的戰略願景和實施路徑高度一致,能夠助推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實現。為推動各項優先行動和優先項目的落實,《行動計劃》更加注重了對保障措施的細化要求。
在組織實施層面,強調建立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各地編制生物多樣性保護行動計劃推進相關工程項目,推動生物多樣性治理與美麗中國建設、減污降碳、應對氣候變化、鄉村振興等戰略的協同增效,支援有條件的地區開展先行示範,探索有效模式和有益經驗。
在統籌監督層面,根據“昆蒙框架”的總體要求,各締約國需要跟蹤和總結評估框架落實進展,《行動計劃》提出了執行評估和監督檢查機制,各省級生態環境部門需對《行動計劃》執行進展進行跟蹤和定期報告。
在支撐保障層面,《行動計劃》提出了成立生物多樣性專家諮詢委員會和各地生物多樣性保護專家庫、加強基礎科學和應用技術研究及成果轉化等科技支撐建議,推動將生物多樣性項目納入生態環保金融支援項目儲備、靈活運用多種形式的生態環境導向的開發模式和金融支援政策等資金保障建議。
中國作為生物多樣性多邊進程的引領者、推動者和積極參與者,全面提升生物多樣性治理水準、推動“昆蒙框架”落地執行,有助於樹立我國負責任大國的國際形象。生物多樣性是美麗中國的重要表徵,能為各地美麗城市、美麗鄉村建設提供特色發展方案和差異化實施路徑,各美其美、美美與共。接下來,我們要聚焦《行動計劃》優先領域和優先行動,細化落實相關工程項目,推動生物多樣性治理水準的全面提升,助力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建設。
(作者係生態環境部環境規劃院名譽院長,全國政協常委、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工程院院士 王金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