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助力能源電力裝備綠色選型，近日，生態環境部、國家能源局聯合印發了《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方法學 電氣設備六氟化硫回收和凈化》，明確了六氟化硫（SF₆）回收凈化項目的適用條件、減排量核算與監測規範，填補了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在SF₆電氣裝備領域的空白。

　　作為電力設備絕緣與滅弧的關鍵介質，六氟化硫（SF₆）是一種強效溫室氣體，推動其減排對落實覆蓋全經濟範圍、包括所有溫室氣體的我國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實現有著重要意義。

　　當前，我國大量SF₆電氣設備進入檢修更替期，年處理需求達數千噸。本方法學適用的具體項目類型有哪些？項目須滿足什麼條件？企業可以獲得多少核證自願減排量（CCER）收益？是否會促進相關回收凈化或原料替代技術的發展？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方法學編製成員之一、國家電網有限公司基建部副主任周新風。

　　SF₆作為強溫室氣體，全球變暖潛能（GWP）值約為CO₂的23500倍

　　中國環境報：電氣設備六氟化硫回收和凈化在溫室氣體減排方面有怎樣的重要意義？

　　周新風：六氟化硫（SF₆）回收和凈化對溫室氣體減排意義重大，核心是減少高GWP值氣體的泄漏與排放，助力“雙碳”目標達成。主要體現在如下幾個方面：一是SF₆作為強溫室氣體，其GWP值約為CO₂的23500倍，且大氣壽命長達3200年，少量泄漏就會造成嚴重溫室效應；二是回收凈化可避免SF₆直接排放到大氣中，顯著降低單個電力項目的碳足跡，在變電站、開關站等高壓設備集中場景的減排效果尤其突出；三是凈化後的SF₆可迴圈再利用，減少新SF₆的生産需求，從源頭降低生産環節的能源消耗與溫室氣體排放。

　　另外，近期我國提交了2035年新一輪國家自主貢獻目標，明確提出到2035年，全經濟範圍溫室氣體凈排放量比峰值下降7%—10%。SF₆作為典型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由於其GWP值高、大氣壽命長，是未來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減排的重點方向之一，對於實現我國新NDC目標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同時，方法學發佈後將進一步擴充全國溫室氣體自願減排交易市場的支援領域，也是我國碳市場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領域的重要突破。

　　中國環境報：電氣設備六氟化硫（SF₆）回收和凈化為何率先出臺方法學？相比而言，六氟化硫目前還在哪些領域應用？大概排放情況如何？其他領域的SF₆回收和凈化是否存在難點？

　　周新風：SF₆回收和凈化方法學率先在電力領域推出，是基於這一行業具備的可行性基礎和減排緊迫性。

　　一是排放源集中可控，SF₆的主要應用領域聚焦于電力行業，佔比約70%，且高壓電氣設備，如SF₆封閉式組合電器（GIS組合電器）、斷路器等，多集中在變電站、開關站等固定場所，管理規範，排放源易於識別和計量。SF₆電氣設備在電力系統中扮演關鍵角色，其檢修和退役環節是排放集中點，便於方法學明確減排項目邊界。

　　二是技術成熟度高，電網企業已建立完整的SF₆回收凈化技術體系，包括移動式和基站式處理裝置，工藝標準化程度高，為方法學落地積累了實踐經驗。三是減排潛力顯著，目前行業平均回收水準不足，隨著新型電力系統的持續推進，對於未來將新增的SF₆電氣設備，通過方法學可推動其規模化減排。

　　我國SF₆使用領域除電力行業外，還包括電子行業、石油化工、冶金等其他領域，其中電子行業佔比約20%，主要用於半導體製造的蝕刻和清洗；其他領域佔比約10%，主要用於冶金保護氣等。

　　相比之下，SF₆在半導體製造和金屬冶煉等領域的減排存在根本性難點：在半導體行業中，六氟化硫作為工藝氣體在反應中被直接分解，無法物理回收；在冶金行業，它作為保護氣被持續稀釋逸散，導致收集和提純在技術上極為困難。這些領域排放源分散且難以準確監測計量，導致針對它們的回收和凈化方法學目前難以出臺。

　　必須同時滿足技術、管理和數據三方面核心條件

　　周新風：本方法學適用於66千伏及以上電壓等級的SF₆電氣設備（如GIS組合電器、斷路器、變壓器等）在檢修或退役時，對設備氣室內的SF₆氣體進行回收、凈化並回用的項目活動；不適用的類型有三類，一是使用SF₆替代氣體的項目，這類項目與本方法學減排量計算邏輯完全不同。二是66千伏及以下電壓等級的SF₆設備回收、凈化項目，因其可以使用其他氣體替代SF₆。三是非電氣領域的應用，如半導體製造、冶金等行業中的SF₆使用場景，因其排放源分散、技術路線不成熟。

　　使用本方法學必須同時滿足技術、管理和數據三方面的核心條件：在技術層面，回收凈化後的SF₆氣體品質是硬性指標，必須達到國家標準《工業六氟化硫》（GB/T 12022）對新氣的要求，確保回用後的設備安全可靠。在管理層面，項目業主資質是關鍵，必須為電氣設備的産權所有者或取得其書面授權的合法主體，確保項目實施的權責統一；同時，嚴格規定單臺設備在計入期內因檢修産生的減排量僅可計算一次，杜絕為追求減排收益而安排“非必要檢修”。在數據監管方面，方法學要求項目的關鍵監測數據（如回收氣體重量、氣室壓力與溫度等）必須與全國碳市場管理平臺聯網，並且數據源需交叉核對以確保減排量的保守性，利用資訊化手段從源頭保障數據的真實、透明與可追溯。

　　綜上，通過合理設定界定適用範圍、嚴格的準入條件並輔以創新的數據監管模式，本方法學為SF₆回收凈化項目的高品質開發提供了清晰、可靠的框架，旨在切實推動電力系統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的減排行動。

　　周新風：首先，在CCER對企業的收益方面，SF₆回收和凈化相較于直接購買新氣，成本是大幅度增加的，通過CCER項目企業收益可實現顯著改善，具體提升幅度取決於項目規模和處理量，以年處理60噸SF₆的大型項目為例，可從完全沒有收益到基本覆蓋成本。

　　其次，是提升項目經濟性方面的作用，方法學通過市場化機制將環境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破解了“高成本、低收益”的行業困境。其作用體現在創造經濟激勵，CCER收益為減排項目提供額外收入流，改變純投入的環保行為模式。

　　最後，是促進技術發展方面，方法學的實施將通過經濟杠桿顯著加速相關技術創新和推廣。一方面，CCER收益預期激勵企業投資研發更高效、低成本的回收凈化技術，開發專用吸附劑和快速凈化工藝，移動式、整合化裝備成為重點發展方向；另一方面，方法學間接促進原料替代技術突破，通過凸顯SF₆的高減排成本，激勵企業探索六氟化硫替代氣體，形成“回收與替代”雙軌並進的技術路線。同時，方法學要求的閉環管理（回收—凈化—回用）將帶動檢測設備、物聯網監測平臺等配套産業成長，形成綠色供應鏈，為行業深度減排提供長效動力。

　　周新風：本方法學在機制和思路上進行了多項創新，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一是適用條件方面，覆蓋範圍包括所有電氣設備使用場景（包括發電、交通、油氣等領域），更有利於強化SF₆回收凈化技術減排行為的支援力度；二是基準線設置方面，根據我國SF₆回收和凈化的實踐水準合理設置，在保證激勵相關企業開發的同時防止了潛在的過高收益。三是數據品質保障方面，通過SF₆回收凈化的重量數據、流量數據交叉驗證等方式確保減排量計算保守，同時要求監測數據與全國碳市場管理平臺（https://www.cets.org.cn）聯網，減排量僅産生於聯網之後，並明確參數監測頻次，提升監管可操作性；四是流程優化方面，基於對行業經濟性障礙的充分調研，符合條件項目可免予額外性論證，降低項目開發和監管成本。此外，為了使方法學這些創新更貼合我國電力行業管理實際，項目邊界設計涵蓋了從設備氣室到凈化中心的完整鏈條，以確保減排量可追溯。

　　本次方法學設計最核心的理念是通過市場機制將環境效益轉化為經濟效益，推動SF₆從“資源消耗”向“資源迴圈”轉變。其精髓在於利用CCER收益破解“高成本、低收益”的行業困境，激勵企業將檢修和退役環節的“必然排放”轉化為可測量、可核查的減排量，實現溫室氣體減排與資源高效利用的雙重目標。這一理念體現了碳市場機制引導行業綠色低碳轉型的深層邏輯，為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提供了可複製的路徑。

　　周新風：本方法學構建了一套層次清晰、覆蓋全流程的參數管理體系，其核心在於通過關鍵參數監測、交叉驗證機制和全流程數據監管三大支柱，確保減排量核算的準確性與可靠性。方法學實際涉及的參數構成一個有機整體，遠不止于簡單的數量統計。

　　在參數體系設計上，方法學確定了1個基準性參數，即SF₆的GWP值（23500），主要參考第五次IPCC報告。項目實施階段需監測和確定的參數共15個，這些參數可分為三類：一是用於計算設備內SF₆初始保有量的氣體狀態參數（如回收前後的壓力、溫度）；二是直接決定減排量大小的重量流量參數（如回收、凈化前後的SF₆品質）；三是確保過程真實的過程式控制制參數。

　　為確保這些參數數據的品質，方法學創新性地設立了雙重交叉驗證與保守取值原則。這是品質控制的核心環節。例如，對回收的SF₆重量，必須同時使用經強制檢定的磅秤（精度Ⅲ級）和品質流量計（精度1.0級）進行同步監測。當兩組數據出現差異時，系統將自動採納會導致減排量計算結果更小的那個保守值，從根本上杜絕了數據高估的可能性。

　　在可操作性方面，方法學通過資訊化與制度化的結合實現了高效監管。所有監測數據必須實時接入項目監測數據儲存系統，並聯網至全國碳市場管理平臺，使減排量的産生完全置於透明、可追溯的監管環境下。這套系統將監測點（如壓力、溫度感測器）嵌入現有設備介面，在不干擾正常運維的同時，實現數據的自動採集與上報，極大提升了可操作性。最終，通過第三方機構的現場核查、數據溯源以及長達10年的檔案保存制度，確保CCER減排量的真實性。

　　周新風：基準線情景設置為“在六氟化硫電氣設備檢修和退役過程中，對其中填充的90%的六氟化硫進行回收和凈化處理並回用，10%的六氟化硫排空”，其根本目的在於科學界定項目的“額外性”。

　　自願碳市場機制的核心是激勵那些在沒有碳收益情況下不會發生的減排行為。基準線作為衡量基準，旨在準確區分“常規實踐”與“額外減排”。若基準線設置過低（如完全排空），會導致本屬企業責任範圍內的行為獲得超額收益，損害碳信用的環境完整性；若設置過高（如行業最優水準），則會超出大多數企業的能力範圍，削弱參與積極性。因此，90%的設定是基於對我國行業現狀的深入調研，為量化真實、可核查的額外減排量提供科學依據。

　　基準線的意義其一是體現了行業差異性與政策包容性。我國SF₆回收領域存在顯著的不平衡性，將基準線設定為90%，既認可了領先企業的實踐，又為後進企業提供了可達標的目標，避免了“一刀切”帶來的不公平。這種設計充分考慮了不同地區、不同技術條件下的實施能力，具有廣泛的行業適應性。二是確保經濟可行性與激勵有效性，基準線與項目經濟性緊密關聯，在本基準線情景下，項目CCER收益可基本覆蓋增量成本，使項目從虧損轉為微利，有效消除了企業參與減排的經濟障礙。這種“收益覆蓋成本但不産生暴利”的設計，確保了激勵機制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三是遵循技術進步規律與保守性原則，當前SF₆回收技術受限于技術局限等因素，95%的回收凈化率已接近技術極限。若將基準線設定於此技術頂點，將無法産生減排量。90%的基準線符合行業普遍技術水準，為技術迭代預留了空間，同時體現了碳市場核算的保守性原則，防止減排量被高估。四是服務國家碳中和戰略目標，作為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的重要工具，方法學通過合理的基準線設置，引導資金和技術向SF₆減排領域聚集，推動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目標的實現，是完善全國碳市場體系的重要舉措。

　　總而言之，本方法學採用90%的基準線，不僅遵循了國際碳市場機制的通用規則，更立足於我國行業發展實際，在保障環境效益、經濟可行性和技術可達性之間取得了最佳平衡。這一設定為科學量化減排效益、廣泛動員社會參與、穩步推進碳中和目標提供了堅實的制度保障。

　　中國環境報：方法學為何單獨提出“防止電氣設備非必要檢修”？從經濟角度考量，未來企業重復獲取收益的可能性是否存在？應如何杜絕？

　　周新風：方法學中特別強調“防止電氣設備非必要檢修”，其核心目的在於維護碳信用機制的環境完整性與額外性原則。這一規定基於對電力行業運作特性的深刻理解：電網設備的任何停電檢修都必須經過電力調度部門的嚴格審批，需提交試驗報告、隱患排查等多項支撐材料，其決策完全獨立於碳收益考量。從制度源頭看，這種剛性管理機制已徹底杜絕了“為創造減排量而安排非必要檢修”的操作空間，體現了方法學編制嚴守環境效益真實底線的核心理念。

　　為確保徹底杜絕任何理論上的風險，方法學構建了多層級保障機制。首先，它完全依託電力行業固有的剛性管理制度（如《電網調度管理條例實施辦法》《電力安全工作規程》），將減排項目活動深度嵌入現有的規範運維流程，使項目行為成為安全管理的自然延伸而非獨立於外的特殊操作。其次，在方法學層面設置了剛性條款，明確規定“單臺設備在計入期內因檢修産生的減排量僅可計算一次”，從規則上消除了通過頻繁檢修同一設備來重復獲益的可能性。最後，通過第三方審定核查機構對檢修計劃、停電申請、調度批文等原始記錄進行交叉驗證，確保每項檢修活動都符合行業常規實踐和安全要求。這些措施共同構成了一個堅實的防護體系，確保了CCER的真實性與可信度。

　　中國環境報：在起草過程中有沒有讓您印象最深的討論細節？

　　周新風：在本方法學的起草過程中，最令人印象深刻且引發深入討論的技術細節，無疑是基準線情景的設定。

　　這一討論的核心源於方法學的獨特性：SF₆回收凈化項目本質上是一種完全不具備經濟收益的投資行為，其操作成本遠高於直接採購新氣的費用，同時由於SF₆的全球變暖潛勢極高，基準線的微小偏差都會對碳市場整體信用産生放大效應。因此，基準線的設定不僅關係到項目的可行性，更直接影響到整個碳交易機制的環境完整性和公信力。

　　討論的焦點高度集中于如何平衡技術最優與普遍可達之間的矛盾。一方面，基準線需要反映行業領先的技術水準，以確保減排量的真實性和額外性；另一方面，它必須兼顧全國不同地區、不同企業的實際能力，避免因標準過高而挫傷廣泛參與的積極性。需深入到政策設計與市場激勵的深層關係，找到一個既能引導行業進步又能確保大規模落地的科學平衡點。

　　最終，通過多輪嚴謹的技術論證和經濟分析，我們達成了共識：基準線應設置為一個能夠觸發企業減排行動且滿足實際情況的合理比例，根據兩家電網企業的實踐水準，明確了90%的SF₆氣體回收凈化並回用的基準線，既確保了保守性原則防止了減排量的高估，又符合我國六氟化硫管控實踐，為碳市場機制在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領域的應用做出了探索實踐。

　　相關文件：關於發佈《溫室氣體自願減排項目方法學 可再生能源電解水制氫（CCER—01—004—V01）》等2項方法學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