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琦，北京師範大學經濟與資源管理研究院書記、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長期從事農村扶貧脫貧和區域經濟發展研究，主持有關扶貧脫貧等國家和省部委研究課題80多項，出版專著30余部，發表論文300余篇。

　　◆中國環境報記者 江濱

　　我國592個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中，80%以上地處生態脆弱區；絕對貧困人口中，95%以上分佈在生態環境極度脆弱的老少邊窮地區。國家重點生態功能區基本覆蓋了14個集中連片特困地區，禁止開發區有70%位於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這些數據透露著扶貧和振興之間矛盾而又統一的密切關係。

　　扶貧、開發、保護三者之間的矛盾和衝突如何化解？三者又該如何保持平衡？綠色減貧是一個很好的答案。它既使貧困地區的自然生態資源得到了保護，又為發展經濟、改變貧困面貌提供了手段。那麼，綠色減貧的成效如何評價？還有哪些待解問題？未來發展應怎樣佈局？帶著這些問題，記者採訪了北京師範大學中國扶貧研究院院長張琦教授。

　　中國的綠色減貧呈現顯著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綠色減貧水準明顯佔優，其他地區需要政府的合理引導，但總體綠色程度都在進步。

　　中國環境報：生態與貧困問題是中華民族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過程中必須要補齊的短板，在貧困地區表現尤為突出。在您看來，綠色減貧在扶貧開發中具有怎樣的價值？

　　張琦：綠色減貧是以可持續的、環境保護和資源科學利用為導向促進貧困地區減貧的理念和行動，是生態文明建設在減貧領域的具體體現。其中包括兩個含義：一是兼顧脫貧和生態協同發展；二是堅持可持續、可迴圈、綠色生産方式，實現貧困人口脫貧目標。

　　從實際效果看，過去依靠高消耗的高速、非均衡工業化發展，不僅難以達到新時期消除貧困、實現均衡和諧發展的戰略要求，反而導致了區域差距加大、貧困程度加深、脫貧時間延長、難度加大、社會不安定等隱患。而綠色減貧的根本點在於讓減貧與經濟、社會、生態環境實現長期穩定和諧。

　　通過近幾年的實踐，綠色減貧新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生態扶貧一系列政策開始實施，一些新的綠色業態逐步形成。

　　中國環境報：通過“中國綠色減貧指數”研究， 您認為中國綠色減貧有哪些特點，發生了哪些變化？

　　張琦：《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11-2020年）》劃分了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明確提出“連片特困地區是扶貧攻堅的主戰場”。

　　綠色減貧起源於對綠色貧困的認識和研究逐漸深入。綠色貧困可劃分為正向綠色貧困、逆向綠色貧困和混合型綠色貧困。正向綠色貧困是因缺乏綠色資源和生態環境保護體系而導致的貧困狀態；逆向綠色貧困是擁有豐富綠色資源和自然生態體系，但因交通不便、資源開發及産業發展落後等導致的貧困；混合型綠色貧困是介於兩者之間的貧困。中國14個集中連片特殊困難地區中，三種綠色貧困兼而有之，其根本原因都是綠色發展的缺失。

　　綠色減貧指數評價體系使用了經濟增長綠色度、資源利用與環境保護程度、社會發展能力、扶貧開發與減貧效果4個維度27項指標（2016年修訂為21項指標）。前兩項一級指標反映綠色化程度，後兩項一級指標反映經濟發展程度，對11個片區505個縣進行了指數排名。

　　這種排名通過縱向反映進步的速度，橫向反映不同地區的差異，各部分比較反映一個地區的發展短板，能夠客觀分析連片特困地區之間的綠色減貧差異，挖掘其原因和面臨的問題。

　　從11個片區505個縣的綠色減貧指數看，中國的綠色減貧呈現顯著的區域差異，東部地區綠色減貧水準明顯佔優，其他地區需要政府的合理引導。總體來看，各片區在扶貧開發過程中對減貧效果的重視程度仍然高於對綠色發展的重視程度；各片區仍有差異，但總體綠色程度都在進步。

　　中國環境報：目前，中國形成了哪些綠色減貧模式？還面臨哪些實踐難點？

　　張琦：一個地區的貧困不僅體現在貧困人口自身的貧困上，同樣體現在這個地區外部環境的貧瘠，即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在脫貧攻堅中涌現出許多具有中國特色的減貧新模式、新方法。

　　綠色減貧模式主要包括環境友好産業發展、生態修復型扶貧、生態補償型扶貧和生態移民為主的生態扶貧。

　　其中，國家根據不同生態保護類型，確定了不同的生態補償政策，通過生態補償、提供公益崗位等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補償保護區內農牧民損失，增加就業收入，已經成為相關貧困群眾脫貧的重要方式。

　　難點和挑戰在於，綠色産業扶貧選擇和持續性發展難，市場化條件下，依靠地方政府或貧困人口拓展新産業，難度比較大；貧困地區能夠發展的綠色産業有限，同質化嚴重；實現綠色資源資産價值扶貧的路徑、政策制度還存在諸多問題；綠色減貧的經驗複製推廣難，挖掘本地特色、打造本地符號、因地制宜，是綠色減貧亟待解決的問題；貧困人口如何真正從綠色減貧、綠色産業、綠色發展中獲益，也是實踐中的難點。

　　中國環境報：政策和措施是政府推動綠色減貧的主要手段之一，在各地有哪些進展？

　　張琦：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在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過程中，中央及國家各部門各行業圍繞綠色減貧出臺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因地制宜探索出多種綠色減貧措施，綠色減貧政策及制度體系得以不斷完善。

　　歸納起來有4個特點：第一，生態保護與補償方面的政策框架基本形成。一是生態補償類的政策不斷完善，財政支援力度不斷加大，補助標準逐年提高；建立了相應的激勵、考核、獎勵制度，並向西部貧困地區傾斜；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系統治理，生態補償類型不斷完善。二是以工代賑、公益崗位等間接性生態工程補償政策穩步實施，對貧困人口脫貧有一定促進作用。第二，在綠色産業扶貧政策方面，形成了綠色農業和旅遊扶貧兩大主要扶貧模式。第三，易地扶貧搬遷政策實施成效顯著。第四，在環境資源開發政策方面，形成了以“三變改革”為主要模式的資産收益模式、以光伏扶貧為代表的資源開發新扶貧模式，扶貧脫貧效果明顯。

　　2020年後，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將更加集中在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與生態脆弱地區、主體功能區中限制和禁止開發區域將更加重合，有必要對不同地區的發展戰略重新進行精細化定位。

　　中國環境報：不同區域綠色減貧如何定位？

　　張琦：目前來看，貧困地區與生態脆弱地區、主體功能區格局下的限制和禁止開發區域、少數民族地區、資源富集地區、邊境地區以及革命老區高度重合。2020年後，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將更加集中在西部地區，欠發達地區與生態脆弱地區、主體功能區中限制和禁止開發區域將更加重合。這些地區的人口多寡、貧困程度、自然資源、生態狀況、發展前景、戰略地位等情況截然不同，有必要立足減貧、面向未來，對不同地區的發展戰略重新進行精細化定位。

　　對於欠發達地區發展可以結合《主體功能區規劃》和《生態功能區規劃》，按以下不同功能進行定位：

　　第一，生態脆弱地區。發展應減少人對生態的擾動，策略上做整體性的生態扶貧搬遷。

　　第二，農産品提供地區。應在盡可能減少對環境擾動的基礎上，以綠色資源開發、現代農業為主，並承接部分生態扶貧搬遷。

　　第三，邊境地區。以服務國家領土安全、恢復和保護生態為主，策略上以生態補償、公益性崗位為主。

　　第四，深度貧困地區。以目前三區三州為主，策略上以基礎設施改善、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綜合開展綠色減貧工程。

　　第五，其他欠發達地區。策略上以綠色資源開發為主，實施綜合性綠色減貧戰略。可以按照區域範圍、政策方向、功能定位、綠色減貧策略思路分類實施。

　　中國環境報：2020年消滅絕對貧困之後，仍需解決相對貧困問題。您認為，中國綠色減貧的未來發展和戰略選擇將會朝向哪些方面？

　　張琦：中國未來扶貧脫貧政策制度和減貧模式必將是遵循綠色發展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基本理念來構建實施的，因此，綠色減貧是2020年後扶貧政策與制度的必然選擇。

　　2020年以後，國家應從戰略層面上推動“綠色減貧工程”，部署制定《綠色減貧十年規劃》，以瞄準區域、兼顧保護與開發為總體原則。具體體現在兩個方面：第一，開發與保護並重、分區域實施，宜開發則開發，宜保護則保護。第二，以“三個面向”為原則，分類實施綠色減貧戰略，即面向深度貧困地區、面向生態脆弱地區、面向綠色資源富集地區。

　　總體思路上，第一，要堅持綠色發展與減貧相融合的底線不動搖；第二，儘快建立綠色減貧的各項法律和制度體系；第三，增強地方能動性，建立以貧困地區為重點和突破領域的評價考核機制、以貧困地區為重點和試點完善我國生態補償制度；第四，積極探索包括碳匯交易制度、綠色生態金融等在內的綠色減貧市場化的路徑和方法。

　　來源：中國環境報2019年4月5日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