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主席在《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領導人峰會上指出“‘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養以成’。生物多樣性使地球充滿生機，也是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基礎。”

　　從生態系統的穩態維持到物種資源的存續演化，再到遺傳資訊的世代傳遞，生物多樣性承載著為人類提供食物供給、水源凈化、氣候調節等基礎生態服務功能，也蘊含著巨大的經濟價值與文化內涵。當前生物多樣性保護已成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核心議題。本文基於生態學原理與實踐經驗，從保護生態環境、改善生態品質、挖掘資源潛力三個維度，探討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産力發展的協同路徑。

　　保護生態環境，夯實生物多樣性維護的基礎

　　生態系統的完整性是生物多樣性存續的前提，其結構與功能的穩定直接決定著生産力的可持續供給。構建科學的保護體系需從生態系統、物種與遺傳資源三個層級協同推進。

　　在生態系統保護方面，我國已逐步構建起以國家公園為主體、自然保護區為基礎、各類自然公園為補充的自然保護地體系，劃定生態保護紅線，組織實施“山水”工程、“三北”工程和“雙重”工程等，進一步強化生態系統保護修復。建立生態系統動態監測平臺可以高效結合遙感技術與地面觀測，實現對群落組成、景觀格局等生態系統結構與物質迴圈、能量流動等功能的實時監控。以四川若爾蓋濕地實景三維監測系統為例，該系統針對黃河上游退化濕地修復工程，首次將實景三維技術應用於生態修復監測，實現了對25個試點項目的實時監測、評價。

　　物種保護是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核心，需實施差異化的精準策略。對於廣布種與優勢種，需通過就地保護、遷地保護開展日常監測保護，以及生態廊道建設維持種群間的基因交流，避免棲息地碎片化導致的種群衰退，同時加強公眾教育以減少人為干擾。針對極小種群物種，應建立搶救性保護機制，開展植被重建、生境連通性提升，結合遷地保護和再引入技術擴大種群規模。以海南長臂猿保護為例，通過建立保護區、實施棲息地廊道建設、開展種群動態監測等綜合措施，其種群數量已從最低谷的7隻恢復至42隻，印證了科學保護的有效性。

　　保護遺傳資源應構建多層級全方位的保存體系。建立國家級農作物、畜禽種質資源庫，系統收集地方品種與野生近緣種的遺傳材料進行長期保存。在農業生態系統中，推廣傳統耕作制度與品種混作模式，保護具有抗逆性強、適應性廣等獨特遺傳特異性的地方品種等重要基因資源。貴州從江稻魚鴨系統極具代表性，通過放養體型小、適應性強的本地鴨種，在70—80天共生期內有效控制病蟲害，減少農藥使用的同時保護了糯稻、鯉魚等地方品種的遺傳多樣性。

　　改善生態品質，緩解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壓力

　　污染防治和生態保護就像分子和分母的關係，要降低污染物排放量，擴大環境容量，從而減小污染物對環境的影響。需通過生産方式革新、生活模式轉變與生態空間拓展的多維聯動實現，以促進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的雙贏。

　　綠色生産方式是産業生態化轉型的核心路徑。工業領域應推行清潔生産審核制度，革新末端治理技術，升級改造迴圈工藝，降低污染物排放強度，構建“資源—産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迴圈經濟模式。農業領域需發展生態農業體系，推廣測土配方施肥、生物防治等綠色技術，降低化學投入品使用量，減輕自然生境的承載負擔。2014—2024年間全國的生態環境發生了根本性、轉折性的變化，2024年全國PM_2.5平均濃度降到了29.3微克/立方米，大幅度超過“十四五”PM_2.5濃度下降10%的目標，全國地表水優良水質斷面比例達到90.4%，受污染耕地安全利用率達到92%。

　　綠色生活方式的養成對於生物多樣性保護同樣至關重要。通過建立環境教育體系，將生物多樣性保護融入學校課程、社區宣傳基地建設，提升公眾生態素養，引導優先選擇環境友好型産品、減少一次性用品消費、參與低碳出行等綠色消費模式的形成。自2019年實施《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條例》以來，幹垃圾清運量減少16.7%，原生生活垃圾實現零填埋，回收利用率達45%，間接為生物多樣性保護提供空間。

　　生態擴容是通過生態修復、生態建設等，擴大生態空間，提高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退耕還林還草、退塘還濕、濕地生態補水等措施，能有效提升生態系統的面積與品質，增強生物棲息地功能。數據顯示，湖北枝江金湖國家濕地公園修復後，鳥類由141種上升到184種，已成為長江中游地區重要的候鳥驛站。上海“生境花園”建設通過鄉土樹種應用、人工濕地建設等措施構建“公園—綠道—社區綠地”立體網路，提升了城市生物多樣性和人居環境的生態韌性。

　　挖掘生態潛力，創新生物多樣性價值實現的路徑

　　生物多樣性蘊含著巨大的潛力，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的可持續性，需建立生態價值市場化機制，通過科技賦能、文化傳承與制度創新釋放資源潛力。

　　生態價值産品實現是將生態系統服務功能轉化為經濟價值的重要途徑。要建立涵蓋碳匯、水源涵養、生物多樣性維護等功能的價值核算統一標準，推動構建核算—交易體系，要推進生態産品平臺和交易市場建設，擴大試點範圍。生態産業發展應堅持在嚴格環境容量評估基礎上發展生態旅遊、林下經濟等業態，雲南普達措國家公園通過限額管理和生態解説系統建設，實現年旅遊收入1.8億元的同時維持生態系統穩定。

　　科技賦能在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利用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要推動構建“空天地”一體化監測網路，運用衛星遙感等技術設備，實現對生物多樣性動態的實時監測與預警。要創新生物技術，通過基因測序技術挖掘珍稀物種的抗逆基因，推動作物改良；利用合成生物學手段開發生物制藥與生物能源，如中國甘李藥業作為全球第三家、中國第一家掌握産業化生産重組胰島素類似物技術的企業，其合成生物學技術替代傳統動物胰腺提取法，保障了全球胰島素供應，也有效降低對生物資源的依賴。

　　深入挖掘傳統生態文化有利於深化現代生物多樣性保護。系統梳理如傣族“龍山”保護制度、哈尼族梯田等少數民族的傳統生態知識，提煉其蘊含的可持續利用理念。通過建立生態文化博物館、非遺傳承基地等載體，將傳統知識融入現代保護實踐。以苗族“銀飾鍛造”為例，其技藝中對植物染料的可持續採集方法，可轉化為野生植物保護的社區參與機制。

　　生態補償與損害賠償制度也是生物資源價值利用的重要保障。要完善縱向與橫向生態補償機制，推動流域上下游、保護區與社區的利益共用。要健全生態環境損害賠償制度，明確生物多樣性破壞的直接損失、生態修復成本、服務功能損失等賠償範圍。新安江流域生態保護補償開創了全國跨省流域生態補償的先河，資金、産業、人才多元補償的“新安江模式”已從新安江流域擴展至全國20個流域（河段），成為全國跨省流域生態保護補償的樣板。此外，民法典實施後全國首例跨省環境污染民事公益訴訟案宣判中，生態環境修復費用佔賠償金額的75.96%，成為損害賠償制度助推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有利實證。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發展新質生産力是推動高品質發展的內在要求和重要著力點”，要“牢牢把握高品質發展這個首要任務，因地制宜發展新質生産力”。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生産力發展的協同，需要政府、企業、公眾等利益相關方形成合力，構建“保護—利用—增值—再保護”的良性迴圈，將生物多樣性優勢轉化為可持續發展的內生動力，為全球生物多樣性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作者：生態環境部自然生態保護司生物處 易志堅  中國環境科學研究院 劉海燕）